春谷许氏与许镇开埠渊源考

南陵许镇古称许村埠，其开埠及发展与春谷许氏有密切渊源。

春谷许氏鼻祖许几公（字先之）是北宋名臣，官至户部尚书，职称枢密直学士，授正二品，早期曾为南陵（古称朗陵）知县。其祖籍江西贵溪，宗属高阳郡望，远祖为西汉大司农许据的裔孙许迈，由北方高阳郡（今河北保定高阳）南下任东海太守，后嗣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地区，隋唐时有迈公裔孙迁江西，世居余干，至高祖落籍信州贵溪。许几出身书香世家，几代进士不愿为官，父亲赠光禄大夫。几公“少以诸生谒韩琦于魏阙”[2]，受名丞韩琦赏识，人太学生造擢进士，历任江西高安、乐平两县主簿，在东南练湖治水工程中表现异常突出，迁知南陵县事，并成为史上颇具声望的南陵知县，在“名宦”、“良吏”之列，后部分家眷留居南陵，世代繁衍生息，称春谷许氏。

许镇开埠时间的初步确认

据《春谷许氏支谱》（下称《支谱》）记载，许几之子千十“优习举业，娴于文辞，淳熙十六年，侍父先之公宦于陵，因赘周公女，留居陵之北城，住处号影塔塘，授徒讲学，不复谋归”。南陵城北影塔塘故址，今属家发镇滨玉村。如今，可见旧县城古塔倒影的水塘依旧，塘边如宗志所记载的“半边街”村落也还存在，只是水塘已无塔影可观，村落也早就不是居有半数许氏子孙的“半边街”了，而是杂姓混居，连十多岁就嫁在此处的80老妪，忆及平生都从未听说过当地住过许姓人家。但文字材料言之凿凿，千十公在影塔塘“授徒讲学”似为可信[3]。

宗志还更为详细地记载了千十公的生平：“千十，文学生，字北城，生于宋绍兴

二十七年丁丑八月十五日吉时。配周氏，生于绍兴二十六年丙子十月初九日吉时。生子八：元一、元二、贵三、贵四、华五、华六、尚七、尚八，女二：长适王，次适刘。公卒于宋端平二年乙未二月十八日子时，妣卒于绍定六年癸巳七月十四日晨时。公、妣合葬虎形戎山辰向。[4]其中的子嗣8人，就涉及另一富于传奇色彩的“陵阳八分”之说。这是许氏宗志的序言、传记等文字中，多处透露出的重要信息，也是春谷许氏后世子孙生存状态及地理分布的基本依据。

所谓“陵阳八分”，就是千十公将8个儿子迁出南陵北城祖居地，分别安排到古春谷县（含今南陵、繁昌两县全境，铜陵市局部地区）的8处地点定居。具体划分是：元一，迁许村埠；元二，迁分界山；贵三，迁豹耳陇；贵四，迁磨子岗；华五，迁影塔塘；华六，迁流塘；尚七，迁遇塘；尚八，迁石塘、建塘[5]。这当然是春谷许氏后世子孙编修宗志时，对先祖人事变迁情况的一种描述，所列地名在宗志定稿前，即已约定俗成，而在千十8子迁居时，也许并不完全存在这些地名。尤其是元一公迁居的“许村埠”，专以“许氏”命名，自然须在元一公迁居完成、并经过若干发展之后，逐渐由众口呼之才会成立。其他列祖迁居处，多为距今遥远的古地名，但可古今对照，大体核校。总之，元一公所迁许村埠的地理方位，似应确凿无疑，不存在更多的学术争议。这对于确认许村埠（即许镇前身）的开埠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支谱》记载：元一公生于南宋淳熙元年甲午正月初一日午时，卒于南宋淳佑二年．壬寅八月十五日申时（1174-1242年），享年69岁。按常规推测，“八分”事件应为兄弟8人均到成年之后，各自可以独立生活才合情理。我们可以“八分”之一、且排行居于中间位置的华五公为基准，大体推算出兄弟8人的年龄差距。世系资阳八分”似在公元1210至1215年之间，即南宋嘉定三年到嘉定八年之间，而长兄元一公在“陵阳八分”时的年龄，大约为36至40岁。因此，许村埠（许镇）的开埠时间，可以确定为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前后，距今大体800年历史。

这个年限时间的确定，看上去比较合乎情理，具有基本可靠与可信度。但其必须建立在春谷许氏鼻祖许几公“知南陵县事”的准确时间节点之上。而恰在这一关键部位，出现了致命的学术盲点。

春谷许氏鼻祖许几生平考

上述所有历史时间的确证，均以《支谱》文字为基本依据，南陵旧志卷十七《职官志，知县》载：“淳熙二年：王宣。五年：叶镛。八年：莫俯。十年：庄玢。十五年：郭蛲（始纂县志，详《名宦》）。阙年：许几（贵溪人，按，今从宗志增名宦传）。”[7]据此可知，许几“知南陵县事”约为淳熙十六年（1189年）。这一时间可信依据有二：一是与宗志记载的许几子嗣资料，时间基本吻合；二是上文所记许几前任知县郭蛲，在其任上开始编写《春谷县志》。同样资料在相关网站也有显示，如“安徽文化网”中“南陵县历史大事记”载：“淳熙十六年（1189年），知县郭桡编修《春谷志》，创本县修志之始。”[8]情理推测，本县从许几公前任开始编写县志，后世修志者对紧邻郭蛲的后任职事记述，似不应出现太大的误差。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县志与宗志多有以讹传讹之处，某些看似可以确信的文字，其实疑点重重。就春谷许氏鼻祖许几公的生平确证而言，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漏洞。它直接影响到对春谷许氏后世子孙信息资料真实性的判断，对前文诸种考据的可信度产生严重危机，构成本文问题的焦点。

据南陵新志卷十八《职官志·名宦》载：“宋，许几，字先之，贵溪人。乐平主簿，迁知南陵县事。还民之为僧尼者数百人（见宗志）。”[9]显见县志上的这条“名宦”资料，来源于宗志，又据前引“今从宗志增名宦传”一句注释而知，包括许几公作为南陵县“名宦”这一信息本身，也是根据宗志记载，而后增加到县志中的。这显示出县志没有基本的调查研究，其资料来源完全被动、消极地依赖宗志。而一般宗志作为纯粹的民间文本，其学术信任度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同时，涉及祖宗先人的行述文字，普遍会带有主观感情色彩。

然而，落实到许几公在南陵知县任上的政绩表现，情况似乎又有殊异之处。是由于年久失考，还是由于其他别的原因，今已无从查实。总之，许氏宗志对鼻祖许几公确切生平的认知，完全被时光淹没，诸多真相一概失传，支撑科学判断的信息资料非常缺失，造成后世宗谱编修者“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而县志又缺乏基本的考据意识，对宗志的错讹照抄不误，以至于许几个人资料在县志上的显示，与其后来的辉煌人生，完全不相匹配。

关于许几公在南陵知县任上的政绩表现，包括国家官修宋史在内的多种材料，都有这样一句共同的文字载述：“还民之托僧尼为奸者数百人。”[10]这无疑在当时曾引起过极大的社会轰动，是堪称“名震海内”的新闻事件。稍具历史常识就不难了解，两宋时期的南陵地方，由于矿藏丰富，代表农耕时代物质文明水准的铜铁冶炼业兴起，使其成为举国瞩目的工业发达地区，但其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相当凸显，社会治安状况长期不好，刁民假托僧尼“为奸”以求法外治权、逃脱法律责任的事件十分突出，而且久治不愈，成为县治的顽疾，历任知县无人愿意碰硬，唯有许几到任以“僧尼还民”之策略，取消了数百人假托僧尼的法外治权，将其绳之以法。其魄力、胆略、智慧及正义感等政治水平与领导品质，可见一斑。关于几公在南陵的丰功伟绩，有宗志记载的后任知县、西安进士毛注诗文为证。他列数几公一生各年龄段的种种德行，也包括了“长而知几如神也，莅任朗陵，还话僧妮为奸者数百人也”这一在当时妇孺皆知的大众要闻，并声称“此盖耳熟之，目见之，身睹之，所不虚说”。最后赋诗一首：“德化陵民勿御肩，多情父老道官贤。六乡草偃风声美，满县花开迹塔迁。本根贵溪前日种，枝蔓春榖时缘。闲来无事田园乐．定卜羡君福寿延。”[11]这为后来朝廷重用许几奠定结实的基础。

令人费解的是，即便作为后任知县的毛注，列举几公毕生行述，对其走任南陵之后的政治生涯，也只字未提。宗志对此没有点滴文字，源于宗志材料的县志，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笔墨。而事实上，许几在“知南陵县”，有“还民之托僧尼为奸者数百人”的壮举之后，紧接着就擢升为“提举京西常平”，为开封府推官，进至将作监，直到户部员外郎、开封府尹等要职。此后，他的主要任职还有国家机关：太仆卿、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军事要职：枢密直学士、河东安抚使、转运使，知成德军；地方官员：知山东郓州、知山西太原府、知江西婺州等。因其“有吏干，善理财”，任上总是严厉惩治贪官污吏，每被宋徽宗重用且又屡遭小人暗算，以致三次罢官、三次复出，“四历大镇，五为户部侍郎，一为尚书，官至中大夫，职至枢密直学士”。最终，“张商英裁损吏禄，几预其议，贬永州团练副使，安置袁州（今江西宜春）。遇恩，复中大夫，卒。”[12]几公生逢离乱的末世，一生经历了仁宗（赵祯）、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徽宗（赵估）等五位皇帝，为天下治乱呕心沥血，使尽多种堪称“杀手锏”的雄才谋略，还是难逃大限，终至悲剧结局。但是，他的人生却光彩熠熠，辉映千秋

这些材料均出自许几同时代人汪藻之手。汪藻（1079-1154），字彦章，北宋末、南宋初著名文学家，今传本有《浮溪集》36卷，收录了其为同时代名流所撰墓志铭数篇。许几公的墓志铭列在其中。汪藻比几公小25岁，几公卒年汪藻37岁，因“之原以藻世姻，知公为悉使来问铭，故掇公平生行事之大者书之”[13]。两人同一时代，且家庭又存在世代姻亲关系，情况自然非常熟悉，加之作者的文名学识，《户部尚书许公墓志铭》所记载的材料，当确凿可信。它与江西贵溪县旧志中的人物记载，基本一致。更何况，与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完全吻合的另一份权威材料——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发行的二十五史之一、国家官修宋史（下册）卷三百五十三，列传一百一十二（第1256页至1258页），专门为许几所立292字的人物传记，可资佐证。

令人惊诧的是，这几份重要材料的发现，对宗志、县志凿凿记载的某些历史事件中所提到的全部时间线索，均给予了彻底的颠覆。这无疑对许几公近身的直系子孙，诸如千十公、元一公等生卒年月的可信度，形成巨大的冲击，进而也对许村埠（许镇）开埠时间的判断，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据汪藻《户部尚书许公墓志铭》史料推知，许几公应出生于北宋至和元年甲午(1054年)，卒于北宋政和五年四月甲寅（1115年），享年62岁。宗志及县志记载许几“知南陵县事”的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距墓志铭所载许几卒年竞相差75年！这样看来，不但几公个人在南陵任职时间差距甚大，县志所载全部职官任职时间可信度几何，均值得怀疑。至于宗志错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一直被称作几公之子的千十公，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年），而此时其父几公事实上已去世43年，荒唐之处不言自明。

错讹史料的客观判断与甄别

对于史料的判断与甄别，应严格依靠证据说话。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这是学术工作保持科学品质的基本原则。对于上述不同史实资料中所出现的差异，首先应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作具体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那么，按照“三十年必修宗谱”的定例及观念，正常情况下，宗志所载史料应较为可信才对，然天有不测风云，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难免各种天灾人祸，使宗志史料的准确性大打折扣。《春谷许氏宗谱》也不例外，史上曾多次遭到“兵燹之乱”，“将支谱废失而无一线之存”。现存完好的《春谷许氏支谱》修订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溯前一次的修订，是在原谱“兀遭猖獗，谱牒摧残，所存留者仅得各房之草创耳”的情况下，“迨克服后，于同治四年，族老国桢等，念及支潜废失而有愧宗祖，于心终不安。于是各房稽查，幸犹有草牒存者，其详虽不可得而闻，而其略可得而知。继而述其所闻，参考于碑图，请同宗先生……协修草谱一部。”当时的修订方法，原是“抄写旧存，查考碑志，访询老人，寻坠绪于劫烬之余，集订成书”，而各房犹存的那些“草牒”，因为时间久远，保管条件有限，“其间字涂纸烂、鼠咬虫伤，鱼鲁之错、亥豕之讹不少见也”[14]。这样的情况下，凭着“访询老人”、“参考碑图”等，东抄西凑，在“寻坠绪于劫烬之余”的基础上集订成书，其准确性就可想而知了。

在信息传播水平较低、资讯流通渠道不畅、交通又极为不便的社会条件下，要获取数百年之前真实的信息资料，殊为不易。况且，数百年间还多次出现宗志“兀遭猖獗”所带来的历史断层，春谷许氏先祖对鼻祖许几公的认知，出现集体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县志编修者未能详加考据，对民间文本所载信息资料，不作应有的甄别，多少有些草率。尤其对于像许几这样具有较大社会历史影响的人物，其生平资料连国修宋史都有详录，县志编修者却茫然不知、不顾，从而将至关紧要的生卒年月由北宋误至南宋，错讹幅度之大，社会牵涉面之广，令人难以想象。此处焦点有二：第一，在许几公与千十公之间，可能存在着被抹杀的两代人。即许几与千十之间，之前认定的“父子关系”值得质疑，而假定为曾祖父与曾孙的关系，倒更为合理；第二，“陵阳八分”之间并非同胞兄弟关系，拉开辈分分房系距离，或许也有可能。

许几公“知南陵县事”应在30岁出头。这个判断有三条依据：第一，据《墓志铭》记载，几公“大观三年（1109年）秋亟召，除工部侍郎，数日改户部”[15]，推知其应为55岁。这期间，从“勾当开封府右厢公事尹，高其能，虽府事亦关决，公会复常平官大臣首荐公，擢提举京西南路常平等事”开始，到“言者以公摇泉布法，降充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既投闲筑室饶之东湖，尽江山之胜”为止，公职务变动多达11次，先是j任京城普通的基层官员，继而进入皇家内宫，任为“虞部、金部、户部员外郎，赐五品服”，还有“将作监”、“大理卿改太仆马政蕃”等任职，直至“以户部侍郎权摄开封尹”。另外，中间三度外放为地方行政长官，一任郓州知府，两任成都知府，且每个任职都有政绩可表，并有任有撤、有升有降[16]，如此复杂的官场沉浮过程，耗费时间不言而喻，故判断其户部尚书任职距揖别南陵不会少于20年；第二，据《贵溪县志》介绍，乐平名宦志载，许几公“元丰六年八月，以袁州军事任初为主簿”，就是说，其南陵任职的前一职位——乐平主簿任职前端，时间是元丰六年（1083年），几公年30岁。乐平任期内，有丹阳练湖浚修、建闸工程中的建功立业过程，时间当不低于3年。第三，也是最可靠的依据，汪藻《户部尚书许公墓志铭》中论及几公德性，称其“去乐平、南陵且三十年，父老至今诵公”，也就是说，几公去世、即《墓志铭》写作时间，到公在乐平、南陵任职时间，约为30年，以公终年62岁节点前推，显然在乐平、南陵任职是30多岁，因乐平在前、南陵在后，故南陵县令任上应为后端时间。据此还可以断定，几公在南陵知县的任期应不会太长，至多3-5年。即便有千十公“侍父先之公宦于陵”，也绝不可能是在南宋淳熙十六年，而应在这个时间点的数十年前——北宋末期。那么，宗志记载的千十公出生年月会有问题吗？回答是否定的。

这个倾向性意见的支撑点，是春谷许氏元一公支下早期的修谱者兴三公。据《支谱·兴三公传》记载：“公本元一公之云孙，登云公之子也，幼能颖悟，读书不懈，寒暑长能。收族修谱不惮其烦劳……宜其开产后世也。”[17]兴三公享年78岁，卒于元至顺二年（辛未）五月十二日亥时，此时距元一公卒年（淳祐二年壬寅）仅80春秋，其对于元一公的生卒年，乃至上推到“陵阳八分”及于十公生卒年的记载，虽不敢说丝毫无误，但应有所遵循，不致有太大的出入。而对于千十公与许几公的关系、几公生平事迹等史实真相，相距时间已在百年之外，就多少带有传说的成分了。

虽然许几公定居南陵的原因追索困难，疑虑无法排除，而元一公奠基许村埠（许镇）的结论，则可以确认。其实，春谷许氏宗谱文字中，早有多人、多处流露此意。如其序言谈及：“宋朝始祖几公，其先江西广信府贵溪人也，受天子命而来南陵，守此土、治此民。胡为乎卜居北城隐塔塘也，其或恩渥朗陵而居此乎？抑或择里仁美丽居此乎？此世代远遥莫可考究。唯元一公迁居许镇，实几公之孙也，班班其可考也。”[18]这里的“几公之孙”如作为泛指的“子孙”来理解，是没有问题的，而作为确指的“祖孙”理解，就缺乏理据了，所谓“班班其可考”显得过于武断。因为在当时，许几公的生平就未曾细考，大前提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结论自然经不住推敲。而要说元一公定居许村埠“班班其可考”，那是可信的，因其生、卒年月与子嗣连贯，代代相传延至今日，已知与未知材料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严密的逻辑关系。所以，本文前述许镇开埠的时间，应具有科学的确证依据，比较准确无误。春谷许氏与许镇八百年相守

元一公800年前相中许村埠（许镇）这块土地，深以为“地处新美，矢志为迁”，定居之后“大启尔宇，瓜瓞绵绵”[19]。他靠着“克勤克俭宜业其家，不刚不柔百禄是优，以致族大子蕃，分缕各居，其势然也。故而有卜居许家坝、新塘岔者，有卜居蒙古潭、王田坝及洋湖塅者。总此六处，林谷深秀，风土清美，鸿儒硕士，代不乏人……”[20]以许村埠（许镇对河许家老村）为中心，环绕其周边远近五处卜居地的元一公后裔，直至目前仍保持着这样的居住格局，只是在历史变迁中，尤其经历战乱杀戮（以太平天国为甚），生息流徙，人口分布有较大变化：许村埠的许家老村（今东塘民三村），清代乾隆年间人口高达66户，传至目前3户；许家坝（今东塘民三村）清初人口就有14户，传至目前不足10户；新塘岔（今黄墓新中）小村许，在乾隆年间人口也有数十户，传至目前10户左右；蒙古潭（今属繁昌新林乡）清乾隆年间人口高达百余户，相传“百担水桶下河挑水”，因太平军扎营于此而遭到“血洗”，至目前只有1户；王田坝（今属东塘民一村）居住地略偏僻些，受到战事影响较小，在清乾隆年间人口近30户，传至目前达70多户。但除洋湖塅许氏人口绝迹、地名无从查考外，其余各居住地方位，基本保持原貌。春谷许氏子孙，与祖居地许村埠（许镇）始终不离不弃、共存共荣。

800年来，许村埠（许镇）开埠者元一公的后世子孙，作为春谷许氏支系，在这方圆约30公里的地区内繁衍生息，至今已有31代，人口达500余户，近2000人。其发展线索具有三个明显阶段：第一阶段，始祖元一公开宗以降九世，前后大约200年历史（1180-1380年），即南宋淳熙年间到明初洪武与建文年间，为春谷许氏在许村埠地区起根发脉的重要奠基时期。排行字序分别是，元、志、克、云、兴、保、斌、高、信，人口终至20户100人左右；第二阶段，第10世到21世，前后大约300年历史（1400-1700年），即明洪武、建文年间到清康熙年间。排行出现不同分支’局部缺乏一致，但总体取向不变，其字序为：堂（其）、生（智、道）、永（咸）、大（亨）、齐（光）、鲁（前）、卫（裕）、元（后）、和（永）、诸（嘉）、士（学）、上（文），人口总数发展到约120户，计400人左右；第三阶段，第22世（约1700年前后）至今（第31世），前后大体300年历史，排行字序重归高度一致。使用20字的排行序列，即：一国正天心（第22世至26世），百世福长临（第27世至31世），家敦恩友义（第32世至36世），恒显敬宗亲（第37世至41世）[21]。这是春谷许氏子孙，留在许村埠（许镇）这片富饶土地上，参与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证据。

注释

[1]本文系受《许镇史话》主编高飞先生特约撰写。作者许方震、许福芦均为春谷许氏许村埠始祖元一公第29世裔孙。许方震，春谷许氏第29世孙，现为南陵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许福芦，春谷许氏第29世孙，现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教授。

[2]《二十五世·宋史（下册）》卷二百五十三，列传一百一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1986年12月第一版，第1256页至1258页。

[3]《世祖文学千十公传》，见《春谷许氏支谱》（第二卷）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居仁堂版)。

[4][5]支谱世系表，见《春谷许氏支谱》（第三卷）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居仁堂版）。

[6]华五公世系表，见《春谷许氏支谱》（第十一卷）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居仁堂版）。

[7]见《南陵县志》第328页，黄山书社2007年9月版。

[8]引自《同文·安徽文化网络平台》南陵县历史大事记，第一页。

[9]见《南陵县志》第354页，黄山书社2007年9月版。

[10]见《南陵县志·职官志·名宦》第354页；《春谷许氏支谱》（第二卷）《鼻祖先之公传》；《二十五世·宋史（下册）》卷三百五十三，列传一百一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1986年12月第一版，第1256页至1258页；宋·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六《户部尚害许公墓志铭》等。

[11]《春谷许氏支谱》（第二卷）《鼻祖先之公传》（西安进士后任知县事毛注拜题）。

[13][13][16]宋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六《户部尚害许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影武英殿本。

[14]见《春谷许氏支谱》（第一卷），汰塘贡生刘琨、邑庠生门下外甥陶炳璋的《许氏重修支谱序》。

[15]刘坤太《北宋开封府历任知府事迹》。

[17]见《春谷许氏支谱》（第二卷）《兴三公传》。

[18]见《春谷许氏支谱》第一卷“汰塘贡生刘琨达洲氏”《许氏重修支谱序》。

[19]见《春谷许氏支谱》（第一卷）《元一公遗像赞》。

[20]见《春谷许氏支谱》（第一卷）“汰塘贡生刘琨达洲氏”《许氏重修支谱序》。

[21]见《春谷许氏支谱》（第一卷）《派行引》。

2012年5月2日于北京

编后语：这篇考据文章的作者许福芦和许方震兄弟，是春谷许氏许村埠支系第29世孙。许福芦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教授；许方震现为南陵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他们认真负责地以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运用珍贵的史料，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论讧了春谷许氏与许村埠（许镇）的渊源关系（亦即镇名考），读来令人信服且豁然开朗。同时也充分说明，许镇确是一块历史悠久、人文炳蔚的土地。

许福芦 许方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