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许镇
南陵许镇，位于县城籍山镇北15公里，芜湖市南27公里。集镇街区横跨芜湖至南陵公路（即205国道）两侧，东临许镇河（资福河支流），史称许村埠。据史料记载，约公元1110年（北宋徽宗大观至政和年间）前后，春谷许氏鼻祖许几公（时为南陵县令）之长孙元一公在此定居，是为许镇开埠之始，距今约有800余年历史。后春谷许氏支脉元一公宗族，围绕许镇远近繁衍生息。至今，与许镇隔河相望，仍有许家老村遗址。许镇由此而得名，历数千年而不衰，逐渐成为南陵县北乡政治、经济、文化重镇。
概况
许镇镇为南陵县所属行政区域的八镇之一，总面积．78平方公里，人口12万人。镇政府位于许镇街道黄墓路。镇辖28个村委会、3个居委会、1个大浦社区。本镇系2003年10月10日在县属区划调整时，由黄墓、奎湖、东塘、太丰四乡镇（即原黄墓区）合并而成。全镇由林都圩、东塘圩、太丰圩三大圩口组成，圩堤总长133.3公里。许镇地形为南高北低，东西低，中南部隆起。林都圩海拔最高处为新中变电所所在地（海拔13.2米）。镇区东、西、北分别以青弋江、漳河、上潮河为界，与芜湖县、繁昌县、芜湖市区隔河相望，南以资福河为界与籍山镇毗邻。全境湖、潭、塘、坝星罗棋布，河、溪、沟、汉纵横交错，属典型的水网圩坝地区，水资源丰富。境内泱泱万亩的奎湖，是芜湖市第一大湖？白；清浦塘面积达3000亩，是南陵县第二大湖泊。205国道贯穿南北、省道三荻路跨越东西。镇区交通、电力、通信、教育、卫生、供水等基础设施齐备，人力资源丰富，三产发达，环境优美。系全国群众体育运动先进镇、全国环境优美镇。本镇盛产优质稻、麦和鱼、蟹、甲鱼、青虾等水产品，素称“鱼米之乡”、“芜湖米市粮仓”。镇工业园区现有企业60余家．其中包括机械、模具、电子、服装、纺织、家具、生物制药、绿色食品加工等。年产值达亿元以上的企业2家，500万元以上30多家。许镇蘑菇全国闻名，全省第一。近几年开始建设的“大浦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大浦乡村世界）”在全国农业生态旅游榜上有名，堪称江南明珠。
建置沿革
南朝梁武帝普通六年（525年），南陵县始设置，许镇属南陵郡南陵县。在此之前属春谷县。
清，许镇隶属宁国府南陵县新美乡，下辖都、图。宣统二年（1910年），隶属南陵县下北乡、下东乡（太丰圩）。（当时全县按县城的方位设置、命名东、南、西、北诸乡）
民国元年至二十一年，仍隶属南陵县下北乡、下东乡，仍沿袭都、图制。
民国二十二年，废除都图制，实行保甲制（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次年，设“联保办事处”。
民国二十八年，撤销联保办事处，分别设置奎湖、黄塘、黄墓、清浦、东塘、太丰乡乡公所，属南陵县黄墓区。下辖保甲不变，直至新中国成立。
1949年4月22日，许镇解放。同年5月25日，南陵县人民政府成立，8月废除保甲制，改保为“村”，改甲为邻，建立新的乡村政权。
1950年2月，撤销乡级政府，成立村人民政府。由黄墓区改属金阁区（即第八区），区政府驻仙坊夏村。当时，区直接领导村，村级为行政单位行使乡级职能，而不是现行的自治单位。
1952年6月，划乡建政。原仙坊设马仁、仙坊、清城、许镇四个小乡，属金阁区。
1955年5月，合并小乡。原仙坊的许镇、清城二乡，合并为许镇乡；马仁、仙坊合并为仙坊乡。
1957年，废区并乡。许镇、仙坊两乡合并为一乡。乡名原称为“清浦乡”，1957年6月改为“仙坊乡”，下辖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8年，并仙坊、太丰、东塘三乡，设“许镇人民公社”；下林都并黄墓、黄塘、奎湖三乡为“奎湖人民公社”，无“区”建制。
1961年，设区划社。许镇人民公社析为太丰、东塘、仙坊三个公社，下林都奎湖公社析为奎湖、黄塘、黄墓三个公社，恢复黄墓区建制。
1984年4月，改“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为“乡”，六个乡的区域、名称未变，即分别为奎湖、黄塘、黄墓、仙坊、东塘、太丰乡。废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为村民委员会，改生产队为村民小组。
1992年3月，撤区并乡。仙坊、黄墓合并为黄墓镇，黄塘、奎湖合并为奎湖镇，东塘乡、太丰乡没有变动。“黄墓区”这一名称成为历史。
2003年10月10日，区划调整。奎湖镇、黄墓镇、东塘乡、太丰乡四个乡镇合并为现今的许镇镇。
历史人物、传说
（一）历史人物
1．李白与仙酒坊
李白（约701-762年）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曾遍游祖国各地，几度来南陵居住。据考，李白写南陵的诗作近20首，其中《南陵别儿童入京》最为著名。
《南陵县志》载：“仙酒坊庵，县北三十五里，按唐李白曾饮酒于此。明末郡庠生夏清浦，分饮大宾夏贞甫，增建罗汉神庙，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毁。同治末年（1874年）重建，更庵名为‘古刹’。西有仙酒古井……”新中国成立初，“古刹”仍在。至今，古井犹存。上世纪末，古刹作了简单恢复。
李白常到仙坊纪叟处饮酒，与善酿酒的老人结下深厚的感情。有诗为证：
哭善酿纪叟
（唐）李白
纪叟黄泉下，还应酿老春。
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许镇当地的几名历史名人及本县诸多名士的诗作亦可印证李白与仙酒坊的密切关系：
过太白酒坊
（明）许梦熊
谪仙过日酒初熟，此地犹传新酒坊。
风度不随茅屋在，山川犹作锦衣香。
千秋客到千留飒，一岁花开一举觞。
莫向斜阳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
过仙酒坊
（明）陈效
策马经过仙酒坊，几家茅屋树苍苍。
篱边黍啄黄鸡嫩，道上风飘白酒香。
古庙尚存唐事迹，仆碑犹载宋文章。
无由得会谪仙子，共向花间醉一觞。
过太白酒坊
（清）刘熺
不是高阳市，青莲旧有坊。
仙踪羁倏忽，亘古望苍茫。
鸟弄歌声缓，花留酒兴长。
千年明月在，犹似见飞觞。
酒坊怀李白
（清）宗能徵
酒家谁自盛唐传，底事难忘李谪仙。
古刹空遗明月影，豪情犹忆醉吟篇。
天教诗境深于海，地为才名流故廛。
到此几经悲过客，金樽倾处已无边。
关于李白与仙酒坊的关系，进士陈效诗中有明确表述，在他所在的明代，仙酒坊仍有宋代的关于李白来此活动的碑文记载。
2．黄盖与黄墓渡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一俗语但凡国人皆知。
黄盖，三国时东吴大将，为孙权的佐臣。史书载：“曾事长丹阳郡春谷县，卒葬其境内。”县志载：“后汉吴丹阳郡都尉偏将军黄盖墓，在下北乡黄墓渡东。”黄墓之地名皆由黄盖墓葬于此而得名。黄墓街向称本县著名的水码头，有舟楫之利，又设上、下两渡口，故称“黄墓渡”。
据考，黄盖墓址在镇东南王家墩自然村。此村原姓“黄”，名“黄家墩”，起初只有四户人家，相传为黄氏守墓的后裔。因朝代变迁，几经战乱，“其子孙今更姓王姓”。（《县志》黄盖墓茔条）
黄盖墓历史悠久，到清代，知县宋廷佐倡导重修，立石碑于墓前，并亲手撰写《黄将军墓碑记》。
清代邑人庠生刘学尹的诗记载了当时的墓况：
春过黄墓
（清）刘学尹
黄墓名垂远，忠魂应有知。
碑残无几字，树老剩余枝。
古冢栖狐冷，荒原宿鸟悲。
桃花今日泪，洒作吊坟诗。
正在建设中的省道“三荻路”，就从墓北几十米处经过。这是否会影响今后黄盖墓文化建设的格局，不得而知。欣闻县文化管理部门已拟定仙坊太白文化、黄盖墓文化建设的规划．但愿早日看到实绩。
3．方伸
字佐平，清康熙庚戌年（1670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福建汀州知府。晚年还乡，幽居吊龙湾，卒葬于许镇村垅上方村西。县、乡志有明确记载，其有作品传世。
4．名传千里的“十里三峰”
指刘工峰、何朗峰、许印峰三位明代进士，详见《奎潭秋韵》第一集。
5．孟庄秦仁管、秦才管一门双进士
秦仁管，字凯人，号塞斋，奎湖孟庄秦村人。父凤仪，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以教授生徒为业，著述颇丰，曾参与编修《南陵县志》。仁管与弟才管随父学习，兄弟友让，刻苦自励，均工诗文。清顺治四年（1647年），兄弟二人同登进士，并官户部主事，诚为乡里之盛事。康熙十三年，归乡而终。
秦才管官至陕西提学佥事，卒葬奎湖北岸鸭泥塘。
6．盛此公（1597-1638年）与盛村
盛此公，名于斯，奎湖盛村人，著名学者、处士。青年时，家庭富有，藏书甚多，知识渊博。年长漫游金陵与扬州结交名士。遇石屋道人，授以《白猿经》，乃细读揣摩，苦练剑法。后被人诈骗，贫困而归，家道衰落。明崇祯二年(1629)，仅一女名柔娘，年十七岁不幸夭折，他悲痛不已、视力渐坏。但仍坚持写作，直至盲瞎。生前自撰《墓志》。
盛此公著述宏富，计有《毛诗名物考》（31卷）、《休庵杂抄》（10卷）、《休庵影语》（2卷）、《历法》（2卷）、《舆地考》（10卷）、《群书考索》（12卷），《诗传》、《西域行程记》、《双丸记》、《悲红记》、《筹边书》、《泪史》、《宫词》、《草堂别集》、《白战雪诗》、《子规诗》等20余种。此公死后10年，他的好友周亮工（清初文学家，户部右侍郎）任江安粮道，自金陵买石，舟载至奎湖小桃源，亲书墓碑日：“盛此公埋骨处”。清礼部尚书吴芳培在《过奎湖拜盛此公墓题绝句》中赞此公日：“平生笔冢比坟高，碑文六字当离骚”。近代著名学者卢冀野读《休庵影语》后叹日：“此奇人，奇文”。
7．张真与牌楼张
张真，奎湖牌楼张村人，字仲理，号奎湖，明代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南京职方司员外，著有《奎湖诗集》。择一首，供欣赏：
奎湖泛虚亭
[明]张真
一亭高矗水之涯，杜老归吟醉眼赊。
鸥鹭依回仍恋旧，烟云出没自成家。
（二）传说。
所谓传说，指民间流传的对过去事迹的记述和评价。大多以特定历史事件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本人搜集、整理传说十余篇，编辑成《许镇传说》，目的是为了传承许镇丰厚的历史文化。
历史事件
（一）兵事
1．奎湖为三国时期吴国周瑜、黄盖等操演水师之地（天然港湾）。
2．本地是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部下翼王石达开所部长期驻军、活动的所在地，有本地出土的“天国通宝”、“天国圣宝”、“太平天国圣宝”等钱币及九连仓溪出土的铜、铁炮为证。当时，太平天国在南京内讧中发生“天京事变”，重创了义军的力量。北王韦昌辉被五马分尸后，其头颅被传至石达开所部在芜湖及我地的驻军，最终韦头颅被悬挂在离我地仅一河之隔的石硊示众，终葬于明珠庵前。
清咸丰三年（1853年）4月，县绅陶士霖（翰林院庶吉士）奉命督办乡勇——敬胜勇，建立地方武装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对抗。陶壁垣督带下东乡团练，驻扎在马家园、马仁渡一带。陈科登督带下北乡团练，驻扎在黄墓渡、奎湖等处。翌年四月，在白水塘（今黄塘村竹棵王村民组）被太平军歼其大部。
3．抗日战争时期白马山战斗前，国民党川军屯兵、集结之我镇地。当时，日军出动战机，三炸黄墓渡．二炸许村埠，死者甚众。
4．本地是新四军领导的对日作战“马家园战斗”发生地。战场原址为现今省道“三荻路”马元大桥所在埂段沿岸一带。
5．本地也是俞昌准等领导的农民暴动发源地（谢家坝）。
6．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谭震林、陈作霖、金厚初、孙宗溶、强日增、朱石田、秦干卿等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频繁活动地区。黄塘的秦村楼、宋家塘、周王村，黄墓的湾船嘴（黄嘴）、埭南、马港，奎湖的建福殿等地，都是党的地下组织及其领导的南芜游击队进行隐蔽活动、开展对敌斗争的联络点。
（二）灾害
1．清道、威时之灾棂述闻（摘自黄墓村《郭溪俞氏家谱》，该文由俞廷觊洗生撰写
梅村沽酒邀仙侣，梧渚乘舟理钓车。
万虑澄澄无一物，天空海阔九秋霞。
8．陈效与大村陈
陈效，明代成化辛丑年进士，官至山东盐运使，东联村大村陈人，作品有《东i集》等。县志载，其墓葬东江圩北。据王四平先生考证，东江圩北即现在太丰东江湖太师园，其墓碑现被砌在某一农户墙脚下。
9．石曼卿与阮家墩
北宋大文学家石曼卿墓葬在现奎湖东胜村阮家墩。原有小庙供奉着他的墓碑，附近的几个自然村“上石门”、“下石门”即是以石墓命名的。因年代久远，这几个村名称的来历逐渐被人们淡忘。
10.陶士霖与三甲陶
陶士霖（1791-1862年），原名青芝，字玉佩，号鹿崖，太丰圩李村三甲陶人。道光壬午恩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荐升吏部给事中，出为浙江温处兵备道，调授贵州督粮道，升补授直隶长芦盐运使司监运使。其在浙任道台时，正值英军侵犯浙江海域闯入瓯江，他亲赴前线，带领守军英勇奋战，抗击侵略，彪炳史册。咸丰元年，洪杨起事，他奉旨督办阖邑民团，号敬胜勇，屡建奇功。七年帮办宁郡粮台，并总理湾沚协防局，供应丫山大营饷米，积劳卒，葬本邑东门外千墩山之远塘口，迁葬当涂县大青山殿塘山前。省志宦绩有传。
11.张乔与张公渡。 1I
张乔（生卒年不详），唐代邑人，咸通年间进士，著名诗人，当时与许棠、郑谷、张宾等东南才子并称“咸通十哲”。现今205国道上的张公渡大桥，在古代一直是本县北乡著名的交通要津——张公渡，“张公”即为张乔。桥北原建有纪念张乔的“张公祠”，后经几次大水吞噬而毁坏。
翰林院庶吉士是明清时期从进士中严苛选拔产生的翰林院官员，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责，是为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我县历史上共产生两名翰林院庶吉士——方伸、陶士霖，他们皆是许镇人。写，标点作者加）
天灾流行，何代皆有，惟清道光、咸丰时为特甚，瘟疫水旱，层见叠出。后又继以十余年之兵劫，愈演愈烈，人几无噍类矣。吾族丁口爰此时期之一再摧残，死亡达百分之九十二三以上，经八十余年之休养生息，仅能’恢复百分之四十而弱。噫！岂独吾族如是，本县各族莫不如是。间尝浏览本县志书，观其记载道光、咸丰间时事，多语焉未详，不能窥见当时社会真相，及人口耗损各缘由，常引以为憾。兹因纂修宗谱，感触生丁不敷顶继之困难，扼腕三叹。于是，谨将平素闻诸父老传述，道、咸时厉疫水旱兵灾，耗损人口之事实，就荦荦大者四端分纪如下：
一、壬寅瘟疫。道光二十二年秋，厉疫盛行，死亡甚众，一时棺榇买罄，后多用草荐裹而瘗之。闻前辈云：吾族死于是疫者二百余人。
二、巳酉水灾。道光二十九年大水，吾邑七十余圩坝尽被淹没，无一幸免。水抵北门城墙脚，历四个月而始退。二十余万圩田，颗粒无收，饿死人无算。
三、丙辰旱灾。咸丰六年大旱，自二月至七月不雨，田多未栽，其已栽者，因乏水灌溉而枯死，赤地千里。适本邑县城于六月间被太平军攻陷。狡猾饥民多投入该军，甘作虎伥，自相践踏，死亡枕藉。
四、洪杨兵劫。道光三十年，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事。至咸丰三年，洪秀全由武昌东下，攻陷金陵而都焉，号日太平天国。是年秋，翼王石达开率师由南陵县境过。据前辈云：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地方多箪食壶浆以迎之。不意咸丰六年，太平天国内乱，各王自相残杀，因此秩序大乱，烧杀淫掳，殆无宁日。人民东逃西散，历八年之久，而不能安居乐业。先是吾族郭溪东西两宅三百余户，房屋栉此后，尽化为灰烬。败瓦颓垣，至今尤历历可证。乱前吾族有一千三四百人，乱平后仅存七十余人。噫嘻！其残酷孰有甚于此时耶！
上述各节，悉根据多数父老传述众口一词，且有事实证明，非虚妄者援笔记之，虽然吾因之而有感焉。
忆光绪十九年秋，时疫流行。此间各村传染殆遍，未病者百不获一，幸病多系瘟虐，死亡者不多，查吾村仅死六人。民国二十一年此间流行急性痢疾，患者吐泻交作，冷汗淋漓，手指罗瘪，两腿抽筋，白眼倒视而气绝。吾村两日死四人，群情骇愕。于是集资公买西药聚存，以资救济。厥后有用凯安氏药水治愈者，有用盐水针冶愈者。吾用桂附、参耆、牛膝、艾绒等品，亦有治愈者。统计两次，仅死十人，较道光壬寅瘟疫死亡人数，大相径庭。其或彼时，既无西药，又乏良医以诊治耶。抑或生死有命，而劫数不能逃耶。此吾为先人长太息者一也。
民国二十年水灾为近百年来所罕见。沿江各圩溃决殆尽。本邑太丰、三民、三合、汁浦、下林都等圩，亦于是年六月中旬先后溃破。余圩无恙，水历三个月始退。国府轸念民瘼，购运巨量美面粉拯救之。又有私人募款拯救之。虽间有掘蕨根刈红花草以充饥者，然饿死者尚未闻也。吾尝以是年水位与道光巳酉水位询诸高年耆耋，佥谓道光巳酉水位尚高一尺有奇。噫！道光二十九年水位比民国二十年水位高一尺，其灾情必更重大无疑义也。维时海禁虽开，未闻清政府有购运外国面粉振灾情事，私人募款振灾间或有之，恐亦不能如本邑徐积余、芜湖翟展成两先生之多且频也。前辈云：道光二十九年饿死人无算。洵不诬也。此吾为先人长太息者二也。
民国二十三年干旱亦为近百年所罕见。自夏五月初八日微雨，延至七月初七日始雨。山乡田禾干死十之八九，圩乡幸有潮水车灌，灾情较轻。吾友张君和声当灾象甫成之始，请县政府组织旱灾救济会募款救济，继而组织耕牛贷款委员会贷款救济，后又向中国银行贷款，赴沪购安南米，作最后之救济。是岁地方虽遭旱灾而不觉有饥馑之苦者，张君和声力也。然咸丰六年受旱时期比二十三年多两月不雨，其灾情之重自不待言。况是年河水干涸，乏潮车灌，圩乡灾情与山乡无轩轾之别。尤其时值兵祸县城沦陷，秩序混乱，若无张君和声其人出为筹划救济，既有恐亦无能为力。此吾为先人长太息者三也。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后，不过数月，我上海、苏州、江阴、镇江、首都相继沦陷，未几，芜湖宣城又均告失守。川军云集吾邑，锐意图反攻。翊年正月间，一四四师后方医院移驻吾祠，至十八日范师长子英率师进攻竹丝港敌寇，反被敌寇击溃，追抵孟庄秦、浮楼周、奎潭镇、殷家嘴、古圩等处，死体遍野，烟火冲天。附近民众畏敌凶悍，多携眷逃避。因此轰动各乡，有负被星夜奔至本县西南乡始卸肩者，有携眷属星夜奔至泾县章公渡、茂林一带始驻足者。幸敌未予穷追，比即退回竹丝港原防。而此间逃避者，寻亦陆续返里。厥后吾邑县城沦陷，三度轰炸四十余次，城内商人逃跑一空，历六年之久。然乡村农民照常耕种，尚能苟且偷安。较之咸、同时之农村，辍耕八年（咸丰七年辍耕至同治四年始有返里垦种者），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其痛苦尤当如何？此吾为先人长太息者四也。
总之，吾族丁口在道光前为极盛，全县各族皆然。志书载嘉庆十二年全县人口523541人，其生齿繁盛已可概见。近查抗战前民国二十五年县府人口统计表，全县男女人口236753人，与嘉庆十二年人口数比较，相差286788人。且民国二十五年人口统计数，客籍流寓约占半数。准此而论，吾族丁口至今尤能恢复40010。若以全县土著人之丁口数比较，仅能恢复25%。足见道咸时之人口摧残，不独吾俞氏一族。而吾县西南上东上北等乡，甚至有全村全族无一人者。此西南上东上北等乡客籍人多，职此之故也。淮南子云：物满人概之，人满天概之，斯道幽远难测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然以道、咸时灾稷观之，其或然欤1
2．建国前后至今，历次溃堤（破圩）水灾实录
(1)林都圩
注：林都上坝1951、1957、1970年溃破。1954年上林都未破圩。1983年上林都仙女坝溃破，因及时抢救低矮的隔埂而保全了整个林都圩。
(2)太丰圩、东塘圩（新中国成立后）
现今正在建设中的青弋江分洪道工程在太丰圩人口处即为九甲坝里1954年溃堤决口处，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东塘圩：1954年未破圩（因其地势高），但内涝达90%多；1956年系退水破圩，破圩后追究责任，逮捕一人。
3．旱灾
1807年，四至六月均未下雨。
1856年，大旱，二至七月不雨，夏收作物颗粒无收。
1917年，夏，大旱，清明后70天无雨，圩区湖泊干涸，收成减半。
1934年，大旱，五月初至七月初未雨，田禾干死十之八九。
1977年、1978年，均为旱年。尤其1978年是百年未遇的大旱之年，自早稻下田后，持续近三个月未雨，所有大塘小坝尽皆干涸。镇政府所在地的上新塘、中塘、龙潭旱得见底，堤外见河床，奎潭湖底干得开裂，群众吃水困难。后从漳河等多处引潮水内灌。因抗旱得力，是年早晚稻皆获得少有的大丰收。
2011年，自开春至五月底，仅下三、四次小雨，最大的一次（含人工降雨）也只下二寸，亦无雨水下塘（潭）。因长期干旱，新植树苗枯死，境内河流皆干得见底，漳河断流十多天，两岸民众徒步过河来往，实为罕见。奎湖大部见底。因采取引河水内灌、人工降雨、打井采用地下水等抗旱措施，农业生产无大碍，但渔业影响较大。
抗战时期地方痛苦见闻录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争爆发后，我军（国民党军）节节失利，至十二月宣城之湾沚，芜湖之石诡、竹丝港等处均被日寇占领，驻扎重兵，有窥伺皖南的企图。我邑与宣芜接壤，形势严峻。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电令五十军之一四四师、一四五师，新编第七师暨二十一军之五十二师、一零八师轮驻吾邑抵御日寇。唯大军云集，供应浩繁。继由刘县长树人奉长官部电令改组动员会，内分总务、宣传、后勤、情报、组训五部。吾以动员会委员兼后勤部部长，专办供应事宜。族侄烈钧充后勤部干事，随余迭向城内殷实之户筹款供应。适是时稻价低廉，每百斤仅值法币壹元左右，现币极难筹措，不得已借稻出售，支持供应。无奈敌机时来轰炸，城内人逃避一空，商铺门多键闭，白昼不见一人。其日用品之交易，均于东门外夜问行之。动员会遂迁于东门外麒麟桥附近李佰龙宅办公。廿八春动员会奉令改组，爵遂得以卸去供应之职矣。至二十九年县城两度沦陷：一在四月中旬，一在九月初句。虽不旋踵由五十二师刘师长秉哲督率部队将敌击退收复县城，然人民所受之痛苦与损失，真不堪言状矣。是两役吾因前任非常时期本县救济分会主任，后任地方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均羁绊城内，未便擅离。第一次城陷时，偕张县长孟陶退出城外绕道返里；第二次城陷时偕族侄烈邦随同刘县长靖清退至童家疃，寇退返城。然寇自经此两度进攻均未逞其所欲，且受重大损失。其窥伺皖南企图遂改变策略，利用伪军滋扰破败，徐图进取。有曾国光者，前曾充任一四四师排长，后率一部分兵投敌，于三十年春盘踞小淮窑沿河一带。始仅百余人，继至七八百人，附近各乡时遭蹂躏。于是，奎湖、黄墓、龙潭、太丰、清浦、源潭六乡合办一自卫中队，就地筹款募兵，驻扎沙河港，公推张道政为中队长，统率训练，防御伪军。而伪军乘六乡自卫中队筹备时大肆猖獗，奎湖乡之大士、建福两保于五月初被焚烧二百余家；黄墓乡之郭城、洋河两保于五月十四日午夜被绑去男女六十余人。吾村适得半数捆缚连系如连珠然，夤夜牵至小淮窑之东胜庵，囚禁月余，勒款赎回。张中队长将伪军猖獗情形报府，刘县长靖清商洽驻军一四四师一五零团团长张昌德前往督剿，并饬张中队长道政向导，扼守要害以防伪军逃窜。拒围剿时，伪军高呼“川人不打川人”，又呼“我们行动自由，生活优裕，你们待遇低，生活苦，何不携枪来芜与我们合作过优裕生活”等语。最后围剿士兵枪口向上，未伤一人。张中队长扼守后路亦未见一伪兵逃去，往返徒劳，地方大失所望。而一四四师声誉从此每况愈下矣。幸一零八师旋来陵北接防。王连长禄移驻黄墓镇会同张中队长痛剿两度，伪军始敛迹遁去，地方得以苟安。从此，六乡中队部声誉日隆，人多以“六乡长城”称之。然一四四师纪律废弛，行动鬼祟，旋经上饶长官司令部侦悉，于将该师整编。团长张昌德、李志千等群起反对。适师长唐明昭辞职，张昌德运动全师官兵电请委任张昌德接充该师师长，长官部不准，即委柏某前往接收。昌德恼羞成怒，鼓动全师官兵反抗。顾长官赫然大怒，电令五十二师、九十二师兜剿叛逆。昌德等闻风退至铜陵三条冲山区地带，潜往芜湖面敌酋松井揆一，乞怜敌乘隙进攻南陵县城。五十二师与敌巷战两昼夜，不支而退。此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上旬事也。未几．昌德、志千、张定波联袂莅南，在敌酋卵翼之下组织伪皖南特别区独立方面军司令部，暨伪特别区长官行政公署，张昌德任总司令兼行政长官并兼一四四师师长，又扩充军队，另组第一、第二两师。张定波任第一师师长，驻蒲桥、青弋江一带；李志千驻繁昌县。又强迫地方组织人民参政会，罗致南繁两县人士为参政员。虽有识之士多避而不就，然观其组织与设施盖一小朝廷耳。此亦我南繁两县人民之厄运也。厥后敌军配合伪军分驻各乡，首先派夫撤毁祠庙或民房建碉堡造营房，闾里扰扰不安者数月；继每亩征赋谷四十斤，每保派军粮三百担，催缴急如心火。其分驻各乡之敌伪军柴、菜、油、盐、猪肉等费，每月又派款甚巨，不宁唯是。甚且派夫砍伐乡村竹木运芜售卖，蚩蚩小氓，任其宰割，莫敢谁何。然我黄墓、奎湖、龙潭、清浦、太丰、源潭六乡又更糟特殊损害，书之不胜愤慨。当县城沦陷后，六乡自卫中队长张道政因沙河港陷入敌伪核心，深为焦灼，遂派员晋城向敌酋松井揆一接洽，商订六乡土地完整，主权独立条件，以资保障。谁知六乡后遭特殊损害者，实以此条件为厉，皆盖特区以为六乡原属南陵县境一部分，应受特区管辖，田赋军粮当然一体照完照缴。在六乡中队方面则以为六乡土地完整、主权独立条件已经松井核准。彼此各有立场，并无上下轩轾之分。是六乡田赋军粮特区无权干涉。彼此意见龃龉，常时发生冲突。道政自揣特区兵力有三师之众，六乡仅一中队，寡不敌众，不卜可知。遂六乡各保组织大刀会配合中队袭击伪特区驻扎各乡部队，时获胜利。张昌德怒焉，忧惧，密召张李两伪师长率部队于八月十三日出发进攻道政，沿途焚烧大刀会香堂及房五六百家，击毙大刀会壮士二三百人，围攻沙河港一昼夜。幸赖敌酋率队前来解围。此一役也，源潭受害最巨，清浦、龙潭次之，太丰又次之，黄墓、奎湖幸免。然六乡经此损害，多劝道政与特区妥协，遂派员与昌德商讨和平妥协条件。然昌德恐庆父不去，鲁难终不能已。卒贿买道政部下朱必扬于八月某日午夜暗击道政而亡。唉！三十三年旧历正月十八日敌酋小晃围攻沙河港，形势岌岌可危，人多以为道政必死于是役。然道政凭借碉堡沉着应战，悉能将敌击退并予以重创而不死，王县长建五传令嘉奖，声誉震动全县。今竞死于部下朱必扬之手，论者谓道政死不得其所，不其然乎！昌德自道政死后予智自雄，骄奢淫逸、罔恤民艰。张定波与渠背道而驰，事事不为己甚，士论多韪之。惟李志千跋扈恣睢，较昌德尤甚，繁昌人恨之入骨。迨日寇投降后，昌德等失其凭依，附首反正，陶总部广来南手边，该称第四路先遣军，发给重光受各种影响较前更甚，人民痛苦自不待言，吾又有不能已于言者。三十五年春，李志千被繁昌士绅检举事实，扭送芜湖高三分院裁决处以极刑；是冬，昌德被国防部在其原籍逮捕送交军法裁判，亦处以极刑。孟子云：“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此之谓也，后之人其鉴诸。
（摘自《郭溪俞氏家谱》，该文由俞廷凯先生撰写，标点笔者加）
林都圩与水利
（一）明代两位贤令的历史丰碑
据《郭溪俞氏宗谱》记载：刻石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的《林都圩横记》（县令杨必达撰文）中，开首即记录了林都圩得名的由来：“都圩，马人河而下四十里皆是焉。兴始万历元年（1573年），成自林邑侯鸣盛，奉林都抚明文，故名日林都圩”。这段文字，需注意“林命名林”的表述，否则易于误解。其中，“都”是区域名，“都圩”是对都属圩防的泛称。“马人河”意即现在马仁渡以下的漳河，用“人”字或系音谬。“邑侯”即是县令，“都抚”与都省同，明代省级长冒，这位林都抚当是一省级长官。林鸣盛是位贤令，当然不会自我旌功，直接以姓名圩。
这块石碑是在1940年，由俞廷凯先生在郭城寺一堆废墟上发现的，他喜出望外，当即洗碑抄录全文，并写了一篇《林都圩横埂碑文拾遗记》，后来刊入《俞氏宗谱》。因它具有“旧志”所未及的乡土史料价值，确实难得。
林鸣盛，字丹山，福建莆田人，进士，明代万历二年（1574年）任南陵知县，历时六年。因其在陵政绩卓著，时人誉为“林南陵”，后擢升兵部尚书。前引碑文说，都圩“兴始万历元年，成于林邑鸣盛”，时在万历八年（1580年），说明林在知县任期，正是他主持都圩艰苦缔造的兴建工作。林都抚将建成的都圩命名为“林都圩”，那是在林去任之后的事了。
林的后任知县沈尧中，号瀛台，浙江嘉兴人，进士，在任六年，后调任苏州府丞。“年来水旱诚难卜，诠次三吴水利书”，从沈令《公余感兴》的诗句中可以知道，他是一位注重农田水利研究的好县台。从万历九年（1581年）开始，沈令不辞劳苦，行视地势，在南陵东北乡一带筑治圩坝二百余处，修建石斗门、石牮、石涵共118所。他在水利设施，动员民-’征费负担和修堤保圩等方面，都有可以借鉴的成功范例。(1)规定“外有大坝，内无私圩，使水流来有所限，而去无所壅”。又建造分洪石堰，杜绝水路，“上得以分人支河，下不致冲泻奔突”。(2)发动农民垦荒造田。“发给艾稻，悉令开垦”。如源潭湖、青蒿湖等永难开垦，议作草田，每二亩折一亩，减半起科。科即赋税。这种“草刚”又利于蓄水，可以减轻下游水患的压力。(3)集工修筑圩坝，“照田起夫，照夫给粮，又行劝募，补助不足”。(4)又惧其横溃吞噬，复酌岁岁修补之法，勒为规则，锲之于梓，而付专委之员。此即后世圩区年年修圩的相沿常规。沈令在县东六十里上义圩建筑圩公署，沈升迁后，圩民怀其德，就筑圩公署改题“沈公祠”，以示纪念。
县志载：“县北门外有林都一圩，内分上、中、下三都，四面皆水，每都各有保障，水不互灌。上都最高，中都稍低，下都更低。万历九年，邑令沈尧中开垦始有田亩”。县志又载：“下林都总圩（三十六都八九图，三十七都一二三四五六七图），约田二万七千余亩”。内附68个圩坝（16圩，52坝），石建斗门35座，大小塘口69个。另有“三堰六断”和“两淌一陂”。分别为：秦村塘堰、戴村塘堰，倪家塘堰；升子塘埂（六断之首）、埭塘埂、过水断、北埂冲、一字埂、后埂头（旧称奎湖六断）；中塘淌、松埂淌、牛陂塘。志书注：“按注水日陂，障水日堰，满则溢、浅则留日淌”。然而，沧桑是正道，旧貌变新颜。劳动人民的彩笔，能改大块文章。这些陂淌堰断，包括西冲湖坦田的“九盘车头”，在时隔400年以后，经过规划布局，都已改造建成电力排灌、启闭自如的水系。
根据县志和口碑资料，在过去下林都围造外堤工程方面，有两点史实须要提及：一是“漳陵港”的曲防地位；二是“娘娘鞋”的最后合龙。
邑人刘开兆在《青弋江棹歌》中云：“如何泯江流下，独让漳陵作曲防”。县志云：“南邑圩坝俱在漳陵港东南，挡芜湖上流，山水流溢，向惟马家滩三千余亩可泄无恙。后被芜邑豪民占滩为田，筑堤遏水，各圩坝遂冲漫受伤。嘉靖三年，县丞金坡锐意经理，势闭不行，至今为害”。自嘉靖三年（1524年）至万历九年（1581年），前后相距57年。据此可以推论，大约是在下林都外堤尚未筑成的60年前，已有“漳陵港”这个早期的“曲防”设施，它凭借独挡芜湖上游的地利条件，保护着本圩东南面的内部圩坝。在万历初年的筑堤走向，本圩西部的外堤只伸到黄公渡以下的东胜庵，再折入接上城埂、包家店、过水断直至漳陵港。所以县志载：“东胜庵，潭淮合水出口处。…‘潭”即奎潭湖，“淮”即小淮河0 20世纪90年代，漳陵港村及相邻的江沿村80多岁的老人都说：“在民国初年，我们村后能靠船，外河来往船只直接能开到村边。”这是当时港作“曲防”的鲜活证明。港外的芦桥一带田亩都在外滩（水来成渠，水去成滩）。约在1914年前后，有“千田子”刘孔仙为首助资出工，并动员外滩各村农民合修一条北埂，才从老牛焊起连接桃木断的外堤。
现丁塘村“娘娘鞋”段，是当年林都圩围修外堤的最后合龙处。为了记住这段艰难的“合龙”史，人们有了“娘娘鞋”的传说。据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河工高超》一文记载：“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埽是修堤用的特制材料，用竹、柳和芦苇等扎成笼形，中间填人石灰，合龙时在埽上加压，才能断水塞漏，完成修堤的最后工程。把“埽”比作“鞋”，这是劳动人民形象化的类比。2008年6月中旬，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娘娘鞋内埂突然“轰”的一声坍塌近80米，堤顶内侧三分之一下塌，当时飞扬的尘土冲到半天空。虽然外河水位不高，但已进入主汛期，这一险情惊动了省市等各级领导。后进行地质勘探，果如“娘娘鞋”传说中描述的那样，地下十几米深处都是“羔风”（植被长期淹埋形成的类煤可燃物，太丰圩等多处亦有）。接着工程队深挖淤泥见底，运来黄骨土填埋，筑成长100多米宽50多米的埂基，这才排除险情。这次地质勘探，为娘娘鞋段是林都圩最后合龙处及相关传说提供了有力的地理佐证。
（二）堤管体制的历史沿革及突出的水利纠纷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林都圩圩务管理可归纳为三种体制和两次相应的沿革。具体来讲，开始是从民国初年的圩首负责制，改变为堤工委员负责制；新中国成立后，又改变为堤管、行政双轨负责制。
林都圩圩务向来分为上、下林都圩，以隔埂为界，各自负责。分别称上、下林都圩堤管理委员会。直至1992年3月撤区并乡才成立了统一的林都圩水利管理委员会，为和镇级平行的正科级单位，负责圩堤、排涝站的管理。水管会于1998年10月解体，人员、任务分配到黄墓镇、奎湖镇。
自民国初年至民国十八年间，下林都圩大体规划了六个防段，东西埂各推大圩首一人，下设小圩首三人，负责管理所在防段。圩费各段自筹，修圩各村上工。当时没有专设的圩务机构，没有统筹的防汛器材，没有统一的民工组织，各项圩务较散漫，带有很大的自发性。
1933年，由郭城俞廷凯、奎湖张镜如两位士绅为首筹划，成立“下林都堤工委员会”，设专职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一人，以下有委员若干人（委员均不脱产），另雇佣圩丁四人，从事各项圩务差役。首任委员长是张镜如先生，其人公正干练。全圩共划分为郭城、东胜、桃木、殷嘴、阮渡、清溪等六个防区，每防区均分派委员一名负责防务。圩费由堤工会统一征收，防汛器材按需要由各防区自行备购，以后向堤工会报账核销。兴修和防汛，由各防区负责发动民工，原则上是各修各区，各防各区。对重大圩务，经堤委会开会议决。这种体制，克服了前期圩首负责制的种种松散、无序等弊端，使圩管机制逐步趋向正轨。
1948年，伪奎湖乡乡长强华，认为堤工会有油水可捞，硬要“越俎代庖”，插手兼管。不到半年时间，其竟独吞圩费稻谷一百多担。新中国成立后，强于1950年被县政府依法处决，以平民愤。
新中国成立后，取消堤工委员负责制，实行堤管、行政双轨负责制，由行政上任命堤管会主任。堤管会本身侧重于业务工作，如负责规划设计、技术测量、保管、发放器材、管理经费、验收土方、提供统计资料等。凡防汛修圩，征收圩费，各项水利建设投工等，都由村、乡基层行政单位去宣传动员、组织发动。在圩防投工投劳或抢险工作中，基层行政干部都能“身先士卒，挥戈上阵”。
自清代以来，下林都和上林都圩以中界横埂为限，防务各自为政。其间，曾连续发生过告官结讼的水利纠纷。结案的勒石记载在清代的就有三次：顺治十三年（1656年）一次，《林都圩横埂碑记》详细实录，知县杨必达撰文；雍正九年( 1731年)一次，有《林都圩横埂碑记》一块，知县龚朝伟撰文；雍正十三年（1735年）一次，有《下林都圩中埂碑记》一块。雍正十三年碑记中的案由：“郑家渡连年水厄，上圩之人，不加修筑，利下圩为沼所（意即蓄水湖），此横埂之兴，为下圩一大关键。……以上圩武生冯依等为首，掘中埂数十丈放水以下都为壑，下都居民王巨等屡控不休。”结案都以两利调解为主旨，规定横埂潘塘冲斗门由上圩邵振负责开放，洋河黄公渡斗门由下圩朱正负责开放，使“责有攸归，启闭有时，泄淌无恙”。并规定上圩一遇有水发，只许开斗门流泛，不准侵掘中埂，伤害下圩田禾。
下林都圩内坦田（即高田）约占百分之六十，坝田（低洼田）约占百分之四十。习称龙角塘、西冲湖、自家湖、浦西湖、黄塘等沿岸地带为圩内“五大坦片”。当时，兴修的工费如何摊派，就形成了坦田与坝田的利益矛盾，总是难以协调，以致多次发生“窝里斗”。清末民初，仅为坝田出工出费，坦田免工免费。后来，经过坝田圩首的多次诉讼斗争，才由县政府明文规定：“坦田可负担半工半费”，但坝田圩首仍然不服。1935年，坝田代表俞廷凯（原告），坦田代表朱可荣（被告），因圩田负担争执再次形成诉讼。官司一直打到省府（驻安庆），省府最终裁定：“圩田不分高下，一律全工全费负担。”据说原告诉状是俞廷凯先生请土讼师方振东代写的，其中有几句讼词确实有惊人之言：“坝田无山，一圩难分两利；坦田无海，千顷何处分流？理应并灶合炊、饥饱与共、同舟共济、福祸齐当。”该精辟辩词在当时广泛传诵。
根据“下林都堤管会”资料记载，本圩自1910年至1954年，在44年中共破圩九次，平均每五年一次，可谓灾难频仍（见本文“灾害”篇）。前三次是上圩先破，下圩随破；后六次先破下圩。1949年6月奎湖桃木断溃破，下林都顿成泽国。当时大军渡江不久，地方民主政权刚刚建立。下圩群众胸怀宿怨，不约而同，要向上圩“反攻倒算”，一时纠合1000多人，计划掘开潘塘冲横埂向上圩放水；上圩农民亦集众防御，双方如临大敌。县长王发接到下面告急电话，立即赶到纠纷现场，制止了双方械斗。上圩农民就凭借横埂，未受水灾。
新中国成立后，对堤管的工费负担，彻底革除了历史积弊，本圩分上、下林都1圩，始终坚持统筹兼顾、全面负担的正确原则，加之实行“堤管、行政”双轨制。因而全圩人民思想统一、负担统一，人心齐、干劲大，“岁修”效果逐年提高。尤其是从1987年起，在县委惠国胜书记亲自组织、指挥、策划下，下林都三个乡镇（黄墓、黄塘、奎湖）掀起了会战高潮，直至1991年。1992-2002年，合并后的黄墓镇、奎湖镇分两处会战，成效显著。2003年区划调整后的大许镇，常年安排机械化作业，通过除险加固、填塘固基、堤身达标等不懈努力，大堤质量有了可靠保障。随着本圩68.7公里（上林都38.4公里，下林都30.3公里）外堤的加固，上、下林都圩的隔埂（黄墓渡至许村埠长十几华里），自2000年起，也因建设取土的需要，大部分被挖复耕，终将逐步消失。本圩自1954年特大洪水破圩至今，中间经历了1983、1998、1999、2010年等高水位考验而无恙。近闻青弋江分洪道工程已动工，这真是圩区人民的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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