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芜地区一段血腥的记忆

1941年7月，我和吴浩同志奉命从白区撤离后，首先来到南陵马家园的一个小茶馆。、在此找到了沈鹰，接上了关系。次日，由朱石田送我到了十连圩新坝强日增家里，找到阮致中（阮当时在埭南圩以教书作掩护）。阮把我安排在埭南圩宦守根家里住下（吴浩住强日增家），休息了一个星期，仍由朱石田同志护送我们穿过繁昌县城（有国民党军队驻守）到了敌后，渡过长江，安全顺利地到达皖南特委所在地——白茆洲。

1945年1月，我随孙宗溶同志回到了南芜地区，分配在奎湖区任区委书记（强日增同志原是这个区的区长，没有变动）。后来孙宜之同志从江北调来，任副区长。奎潭区辖十连、白沙、太丰、龙潭、奎湖、黄墓等乡。原来的乡干部，基本上未变动。，同年5月间，奎潭区划分为奎潭、马园两个区。奎潭区区委书记陈作霖，区长强日增，副区长龙卓云。我任马园区委书记，孙宜之任马园区副区长。马园区下辖十连、白沙、太丰等乡。1945年8月，区划和组织又作了变动，奎湖、马园、弋江三个区合并为奎湖区。区委由朱石田和后调来任区队付的秦干卿和我三人组成，我任书记。这时，强日增同志已遭敌人逮捕，故区长一职暂空，孙宜之仍担任副区长。

这一时期．南芜县委用了很大的精力，突击抓武装建设（这一地区没有相当的武装力量，是很难发展的）。在主力团（临江团）和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我们积极开展了武装斗争，打了好几个胜仗，消灭和俘虏了日伪军一百多人，缴获武器近百件，从而使南芜地区的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只有几十人，到北撤时，已经组建五个中队）。与此同时，我们趁武装斗争胜利的有利形势，拔掉了一些日伪据点和乡公所，特别是打掉了埭南圩的王屋基和十连圩的老鸹嘴两个日伪据点，从而剪除了对我中心区的威胁，使我地方工作活动比较自如，也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但在这一时期，属于旧南陵县界的顽、伪力量，基本上未遭触动，国民党的特务武装，尤其是最反动的伪六乡中队（名伪实顽，身兼二任）和他操纵的反动大刀会，气焰一直很嚣张，并且始终未受到有力的打击。奎潭、马园除十连乡属旧芜湖县辖外，其余都为南陵县属，这一片是日伪与顽军对峙的前沿，反动势力更强，这是与当时南芜县委领导下的其他区所不同的。因此，我们区（奎湖、马园）受到上述反动武装的威胁更大，我和陈作霖同志，也曾险遭其害。

那是1945年5月间的事。奎潭划为两个区后，我带陈作霖同志到七连圩潘家去向他介绍党员关系。我们往回走到太丰圩与十连圩交会处的村子时（这里圩与圩之间有桥梁，故是必经之道），已快中午，原打算到伪保长（系两面的）家搞饭吃。伪保长告诉我们，马园大刀会到白沙去了，很快就要回到村子来吃饭，要我们避避。我们只好不吃饭，立即赶路。伪保长送我们出了村，并指点我们沿十连圩向右走，这样可以与大刀会错开，不会相遇。我们按他所指，走了不过一华里左右，大刀会在我们经过的汇合点出现了。我们为避免引起大刀会的怀疑，仍然按正常速度步行。可是没走几步，大刀会就在我们身后大声吆喝，要我们站住。这时，我已感到不妙，因为我们未准备同行的口供。如说我们不相识，但我们俩都拿了一只用手帕包的小包，内有文字材料，虽然颜色不同，却都是印度绸做的，是难以骗过有反共经验的敌人的。因此，我对陈说要跑，不跑给逮住了会麻烦。陈因近视眼，他说他跑不快，要我跑，他有日、伪身份证，他一个人好应付。大刀会见我们未站住，跑步追赶，这时我只好起步快跑，大约跑了一里多路，转过一个大弯子，这里有很多树，正好遮住了敌人的视线。于是，我便乘机泅水到了对面的村子里，潜入一家草堆里躲着。不一会，大刀会渡船过河，进了村子（幸而没有进到我躲藏的这家来）。我听到他们大声吆喝，追问村内村民和殴打群众的声音，也听到反复搜索，把村民家的东西打得乒乓作响的声音。大约搞了一个多小时，才静寂下来。我又躲了一个多小时，在听不到一点动静时，我才爬出来，仍旧泅水过圩，回到新坝强村（已是下午四点多钟）。陈作霖同志在我之前安全到达。这次由于处置得当，加上偶然碰巧的原因，才幸免于难。

这件事之后使得我区乡干部活动更困难。在反动势力的淫威下，群众不敢接近我们，大刀会不除，工作很难前进。干部和群众中的牢骚怨言，使我们十分心焦，我曾多次向县委汇报，要求用武力解决大刀会的问题。

1945年6月，孙宗溶通知去皖南地委汇报工作期问，县委组织了一次攻打大刀会的战斗，这次打击的重点是最为反动的南陵董万村人刀会。我参加战斗的部队为县大队的一、二连，配合民兵约五六百人，分为三路。  一连攻董万村，其余两路策应牵制。战斗由县大队副李寿和同志负责总指挥，随一连行动。当时，我区并无直接参战的任务，因为战斗是在我区进行的，这一仗的好坏，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故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跟一连去观战。

战斗是采取夜间偷袭，故队伍集合动员出发，已是晚上十点钟左右。那天晚上云层较厚，上半夜还透过一些月色，后半夜很黑，部队行走在小道上很缓慢，接近董万村边时，已是拂晓前的三点多钟了。进入战场以后，部队立即开火，发起了攻击。不知道是枪弹还是谁点的火，把一堆草烧着了，借着火光，战士、民兵们蜂拥着向左边大刀会堂口冲去。由于事先缺乏严密组织，民兵将部队队形挤乱。我部前进不多远，先头队伍即遭到大刀会反击，即行后退。于是，整个队伍大乱，加之又是黑夜，排长找不到班长，班长找不到战士，无法组织抵抗，形势很不妙。我碰到李寿和同志，曾向他建议，抓紧集中部队，边阻击边撤退。但是已经迟了，战士和民兵混杂在一起，已各自向四处逃跑。这时天已微明，我也只好跟着部队往回走。狡猾的大刀会并未尾随我部队追击，而是采取包抄断后的战术。因此，我们走不多远，发现去路已被截断，无路可走。这时民兵和战士们都溃散在田野里，有不少战士，自动组成战斗小组，进行射击。但子弹不多，且众寡悬殊，作用不大。会游水的，只有游水跑出。我当时只穿了一条短裤，拼力泅水跑脱了。

这是我方武装力量，继1944年6月遭受反动大刀会袭击失利后的又一次重大失利，且损失很大。去年的失利，是敌人主动进攻，因我轻敌，防守失利，又缺乏打大刀会的经验所致。这次失利，则是我方没有作充分的战斗准备，盲目进攻所致。这确是一次血淋淋的极为沉痛的教训。

1945年7月，临江团二营一个营配合县大队，又打了马家园的大刀会。这次我们的战斗力比上次大大加强了，且又是白天，战斗结果只是把大刀会打跑了，其有生力量没有受到重创，故仍为后患。

时隔不久，县委为打通与六师联系，并想从六师取得一些武器装备，率南芜湖击队全部南移到宣城水阳一带。当时奎湖区只有区小队十多人，几支破旧步枪，力量很弱。敌人得悉我武装力量南移，六乡中队（这时已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了）、大刀会、特务武装等，都相继出动，逐步深入我中心区，袭扰、捕捉我干部和进步群众。形势急剧恶化，我只得去找县委汇报。那天，我离开十连圩到埭南圩找县委时，经过芦苇地发现对面的圩埂上，有三四十人埋伏着，并有两个穿便衣的人飞速跳上渡船，渡向十连圩，很明显是敌人在活动。我很快泅水到了埭南圩，找到交通站，后由沈德旺同志派人送我到了县委。我到县委住地已是午后一点多钟。只见部队都在准备行装（打背包、上门板、归还借物），我立即向孙宗溶、金厚初同志汇报情况。孙把党中央决定七师、六师都北撤的消息告诉了我，并说县委未接到地委和区党委的通知，现六师已经行动，县委决定跟六师北撤。他要我赶快吃饭，并命秦士先同志带两个武装班，配合我速回埭南、十连，撤退干部，并要彭肄同志同回埭南，处理物资。县委还告诉我，干部能撤多少就撤多少，当天晚上务必回到县委，县委会派人沿途联系。并一再交代我们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失掉联系。

我们一行回到埭南，已近黄昏，始知那天南陵的敌人，全面出动，整体情况不明。我只好停留埭南，派人四面联系，等到晚上十点多钟，集中了龙卓云、高龙山、陈瑚、陈亚琼等十多名干部，再加上强日增同志的爱人和女儿，秦士先的爱人，还有三个不能行走的小孩。由于时间紧迫，未敢久等，便匆匆上路往回赶。我们一行有妇女和小孩，沿途要找民夫挑或船只送，而那时大部队刚过，民夫和船只都为先行部队运送物资未回。有的刚回，也很疲劳，再加上人心慌乱，民夫、船只都很难找。因为我们行军速度很慢，延误了时间。当我们第三天（即第二个白天）穿过高淳县城时，见到县城门口及街道内，都已贴了不少欢迎国民党的标语，气氛十分紧张。为了尽快追上县委，我们日夜兼程，一共走了四天五夜，到第五个白天的早上才赶上大部队。这时只听到旷野里飘荡着一片出发的军号声，县委机关的人已吃过早饭，正准备出发。我们一行虽然吃了不少苦，流了不少汗，但最终没有掉队，跟上了大部队（与六师同行）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吴若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