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红火的南陵米粮业

南陵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半山半圩，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系我省主要产粮县之一，素有“一年熟，三年足”之称。南陵盛产大米，早在二十年代，就是芜湖米市的重要粮仓，南陵大米质地优良，上海《申报》、《新闻报》每天都有“南陵尖”的行情；在湖南长沙有“南陵九月红¬——奎湖糯”信息，在汕头市流传着家乡的顺口溜“南陵麻壳籼，一人吃，两人添”。南陵大米早已名驰省内外。
南陵粮食贸易中心在北门城隍庙、惠民桥至龙汇桥一带。二朱（朱云谷堂、朱继范堂）一江（江三立堂）等几家著名大地主粮食仓库都建在这里，私营砻坊、粮行散落其间，粮食贸易十分兴盛。其中著名的大砻坊有恒大、大有等二十余家。
秋谷登场，外地客商纷至沓来，有“上海帮”、“无锡帮”、“湖南帮”、“潮汕帮”、“天津帮”等。由于群帮竞购，需求过大，粮店、砻坊供不应求，市场上粮食价格随行就市，早晚不同，购销旺盛。
民国年间，善于经商的鲁月斋，觉得南陵米市兴盛，货源足，米质好，便筹足资金，在县城北大街开设“裕昌”粮行。不久，即有“安吴”、“东升”、“福记”等数家粮行相继挂牌营业。
“裕昌”粮行资金雄厚，又有信誉，经营方式上采取购销并举、多购多销、及早备足货源的方法，对外来客商不仅随时满足供应，同时还规定定额损耗，代办托运，很快赢得了客商的信任，粮食生意越做越兴隆。一些商人，看裕昌粮行有利可图，也纷纷开设粮行。于是，从东大街到北大街，直到龙汇桥，沿漳河一带的市房，竟挂上二十余家粮行的招牌。另外还有许多机器砻坊和手工砻坊也做起粮食生意，一时，南陵粮食市场空前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砻坊大都设在东、北门沿河一带，它的业务是为顾客存放稻谷收取存仓费，也代客加工收取加工费，有时也自买自卖。业主多为商人，后来也有官僚及大小地主，本身掌握大量租谷开设砻坊。砻坊业主随着积蓄增多，在四乡购置大量土地，扩充租谷来源。
作业所用工具，先是原始的石杵、石臼、木砻之类。民国17年（1928年）年以后，始有小型碾米机、以马达为动力，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有些资金少的砻坊、边砻边卖，称之为“转手砻坊”。民国二十四年，砻米一石，收取加工费三角，另外砻米的下脚粗、细糠及筛下的碎米，全归砻坊。
米粮业作为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一个中转环节，贱买贵卖，层层收取佣金与利息，一些大粮行和砻坊，在青黄不接之际，凭信用给农民高利贷款，到粮食登场时，低价折成粮食收回，剥削程度是惊人的。有些米行、砻坊，当市场销路旺盛、米价陡涨之际，低价突击收购，碾成糙米，运往芜湖。一些经营运输粮食的船户，也趁粮价暴涨之机，下乡低价收购，运芜转卖；他们人为操纵粮价，给农民造成很大的损失。
米市繁荣，民间运输业也应运而兴。内河以木帆船为运输粮食的唯一工具，船只载重不同，大船千担，小船百担，一般载重三五百担之间。
山区运出稻谷，均以独轮大车、湖南小车、毛驴为主。独轮大车，由车行组织车运，按里程收费。湖南小车、毛驴由农家使用。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芜湖沦陷，南陵地处抗日前线，米粮业只为供应军粮和市民口粮，较大的砻坊、米厂，均已关闭。民国33年日伪占据南陵，伪军张昌德包揽一切，连米市生意也派专人管理，将南陵大米源源不断运往芜湖资敌和销售。
民国34年八月，日寇投降，官僚资本家大肆掠夺，对米业尤甚。当时，在芜湖、南陵的官僚资本家及几家银行，大肆收购粮食，垄断米市，致使通货膨涨，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大量游资集中米市盲目投机。特别是民国37年的“八•一三”限价，给米粮业带来深重灾难。按当时限价售出的粮食，几乎无法补进现货，损失不计其数；随之而来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各种摊派，不胜枚举。对米粮时而开运，时而禁运，伪县政府驻兵河下，贿运私放，贪官大捞油水，加之米粮业本身经营混乱，矛盾重重，以致日趋衰落。

白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