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副司令收编土匪头子余子才

民国27年（1938年）10月，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副司令谭震林的率领下开赴皖南敌后，驻扎在南陵蒲桥。三支队到达蒲桥不久，就听说在蒲东一带有一股土匪武装在活动。为了摸清这股土匪武装的情况，谭副司令命参谋部派员到蒲东调查了解。参谋部调查后向谭震林汇报了余子才和他领导的土匪武装的情况。
余子才祖籍安徽潜山县，农民出身，读过几年私塾，家住蒲东村，余性情豪爽，好打抱不平，在蒲桥一带小有名气。民国20年6月下旬，南陵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圩堤溃破。蒲桥地区稻谷颗粒无收，农民生活极度困难。但狠心的地主和老财全然不顾灾区农民的死活，仍加紧逼租勒债。许多农民被迫卖儿卖女、外出逃荒，有的甚至投河悬梁。
面对天灾人祸余子才心中愤愤不平，为了帮助灾区农民解脱困境，他串连了一些能说会道、敢作敢为的人，公开替灾区农民进行“剽债”。所谓“剽债”，即由欠地主、老财租债的农民，备简单的水酒一席，由余子才等人出面邀请当地若干开明士绅和地主老财，共同面议免租免息事宜。若士绅不秉公评议，或者地主老财不肯免租免息，余子才等人则出面干预，替农民包打官司。迫于余子才等人的压力，地主老财们不敢不从。这次“剽债”最后取得了胜利，从而大大提高了余子才在地方上的声望。
“剽债”事件之后，余子才深受蒲桥一带的贫苦农民拥护信任，而地主老财则对他恨之入骨。余子才为使自己能够在蒲桥一带立住脚，不被地主老财们暗算，自立帮派为青帮，开始收“学生”，以壮大势力。
余子才在收“学生”前，基本上是以务农为本，靠劳动营生的本分农民。自收“学生”后，不仅不从事劳动，而且沾染上吸鸦片、赌麻将、嫖女人的恶习。
余子才收的“学生”良莠不一，素质不好的投靠进来后，仗着人多势众，有了“靠山”就更加放荡不羁。他们同余子才的弟弟、刁钻奸滑的余子丰，狼狈为奸，干上了土匪勾当。最初，余子才对其“学生”的土匪活动，批评反对过。后来由于受余子丰的蛊惑，心动默许。但为遮人耳目，他自己从不直接参加抢劫活动，只是幕后指挥，坐地分赃。为了不树敌过多和结怨太深，他作了四条规定：1.不准抢劫劳动农民的钱粮财物；2.不准在蒲桥一带抢劫；3.不准抢劫集镇商店的钱粮货物；4.只准索取地主、富户家的钱粮，不准伤害其家人性命。余子才自从事土匪活动以后，为了提防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缉拿，乘抗战初期局势动乱之际，拉起了一支七八十人的武装队伍。
谭副司令听了上述情况汇报后，认为这股土匪武装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于是命令三支队民运科科长金贯一和副官处主任俞炳辉前往蒲东做余子才的统战工作。金、俞二人临走时，谭副司令又作了四点指示：第一，要向余子才等人阐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国难当头，只有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中国才不会灭亡，中国人民才不会当亡国奴。第二，要向余子才等认真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要向余子才开诚布公地讲清楚我军意欲收编余子才武装队伍的动机，主要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抗日。第四，要规劝余子才，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弃暗投明才有前途，否则，是不会有出路的。
金贯一、俞炳辉接受任务后，即到蒲东村会见余子才。交谈中，金、俞二人除将谭副司令的四点指示作了详细的传达外，还反复阐明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密切关系。谭副司令的指示和金、俞二人的坦诚谈话，使余子才那冥顽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为了促使余子才尽快地觉悟，接受三支队的收编，谭副司令还请了余子才的亲朋好友王兴友、汪忠才等人做余的思想工作。
余子才为了试探三支队和谭副司令的态度是否真诚，要求到三支队司令部拜访谭副司令。1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谭副司令命令后勤部门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宴请余子才。上午10点钟，余子才一行刚刚到达司令部大门口时，谭震林就迎了上去，同余子才亲切地握手说：“欢迎！欢迎！欢迎大驾光临。余先生行侠仗义，为穷苦农民抱打不平，令人敬佩……”谭副司令平易近人，真诚坦荡的态度，使余子才等深受感动，双方的感情一下子拉近了许多。此后，余子才每次到三支队司令部来，谭副司令都热情接待。不几日，听说余子才的小儿子过周岁，谭副司令特命副官处主任俞炳辉送去一份厚礼，以示祝贺。由于谭副司令明之以礼，晓之以义，待之以诚，终于感化了余子才，使他消除了犹豫和彷徨，决心弃暗投明，高举义旗。接受三支队收编后，这支土匪武装被改编为南陵蒲桥抗日游击队。此后，这支抗日武装为三支队作了大量的工作，诸如积极配合三支队搞好防务和完成有关军事任务；主动协助三支队后勤部搞好部队后勤工作等等。

史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