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镇大刀会始末

大刀会是旧中国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破产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些人为生活所迫，往往投身于旧式会党，如青帮、红帮、大刀会、哥老会等。由于他们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影响，思想愚昧，因而他们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原始性和落后性。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社会动荡，一些日伪控制地区在少数首恶分子的操纵下，大刀会、青洪帮等帮会组织像蝇蛆一样滋生、繁衍。他们往往被官僚、地主、地痞等内外反动势力所把持、利用，有的成为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土匪集团，有的成为瓦解劳动人民团结和破坏革命的工具。南陵大刀会的出现及其活动情况也正是这样。

南陵大刀会的兴起

南陵大刀会主要活动地区是在本县与宣城、芜湖三县交界的青弋江两岸地带，上至南陵的奚滩，下至宣城湾沚和芜湖县的清水河，方圆二三百里。这一带是青弋江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境内良田万顷，阡陌纵横，河塘沟汊遍布，是南陵有名的鱼米之乡。但是由于日伪军的多次扫荡掠夺，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横征暴敛，群众生活困苦，人心思动，加之这里是三县交界之处，在当时是国民党行政统治势力十分薄弱的地方，这为大刀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南陵大刀会活动的重点地区是太丰乡，遍及奚滩、弋江、东河、奎湖、黄墓等地，会徒达2万多人。

据说，南陵大刀会是在同善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善社是全国性的反动的封建迷信组织。此后在东河乡也建立同善社，设社坛，负责人陶荣堂（宣城人）。奚滩等地也建立了社坛。同善社的口号是：“避劫、升天、成佛”，设佛堂，张挂“佛光普照”横幅。信徒们每天早晚拜佛、念经，祈求成仙、成佛，保佑生灵。马园等地的同善社发展了大批信徒，声势浩大。

1941年，南陵太丰乡来了几个“不速之客”，即大刀会的汤美卿（泾县人）、郭小谱与郭正谱（江北人），他们与陶荣堂、马至贵勾结起来。马、陶认为在这动乱的年代，仅凭同善社的念经拜佛是无大油水的。他们见大刀会是武装集团，所以同意与汤、郭合伙，把大刀会引入太丰乡的马园、董万等地，建立本地大刀会的武装组织，借以达到他们称霸一方的目的。从此，大刀会就正式在青弋江两岸发展起来。汤、郭、陶、马等都是一些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浪荡江湖的人物。就这样，同善社与大刀会狼狈为奸，大刀会的会首皆为同善社的信徒。

大刀会经过二三年时间的发展，人数猛增到一万多人。此时国民党六乡联防中队长张道政觊觎大刀会，想招收归附自己，扩大自己势力范围，利用这股势力消灭新四军。而大刀会首要分子也想取得国民党政府的承认，愿意投靠张道政。1944年初，双方几次谋划勾结达成协议，在南陵太丰成立大刀会总会，由张道政兼任大刀会的总会长。由此大刀会的香坛与各地地主恶霸封建势力紧密勾结。坛长、坛主多数是各地地主恶霸的代理人。

接着，张道政在六乡范围内以行政权力强迫各村镇发展大刀会，大开社坛。凡建坛的村子每户都要派人参加，参加者为年满十八岁的男性青年。若不参加，便要_罚出稻谷。

大刀会的内幕

南陵大刀会的教义是：“除邪扶正，见财不取，见色不淫，随叫随到，风雨无阻，保家保身，为国为民，替天行道，不得违命，倘有三心二意，五雷击顶。”大刀会在南陵兴盛时期，各村皆建立大刀会香坛。香坛设有坛长、坛主，下设大队长、分队长、班长。会徒称“道友”。各香坛都要由传道师传道，传道师管书符、传咒，凡进坛之道徒都由他带领挂佛做功。做功的方法各香坛大致相同。大刀会的每一个香坛都有一座佛堂，堂内有供桌和香案。佛像两边写有八德：左边是“孝悌忠信”，右边是“礼义廉耻”；横匾是“佛光普照”。供桌中有“柴门子弟陈进武之位”的牌位一尊。桌左边放伞一把，右边放扇一把。供桌上还放供果，盛供果的碟子摆成北斗星的形式。供桌边插有白旗一面，白旗中间有黑布做成的“佛”字，打仗的时候就扛着这面旗走在前面。所有参加大刀会的会徒，白天可做田、做生意或其他事，晚上必须参加练功活动。

练功时头用白布包着，白布边沿镶着黑布带，由前向后拴着，白包头中间有一黑色“佛”字，黑布沿带子上绣着黑字“佛光普照”。身着一套紧身黑衣，腰间有五寸宽的白色绑带束紧，腰带是纱织的，又宽又厚，中间拖着白色须子。上衣胸前有十二粒白布做的扣子，代表十二时辰。每只衣袖下有九粒白布做的扣子，两袖共有十八粒，代表十八罗汉。内衣黄色，上面画有八卦图，裤角用绑腿带裹紧。

练功有练文功和练武功之分。练文功时，先有传道师烧香磕头请神，后用手指在佛水上面画符，口念咒语。道徒站在两旁，双手臂向上高举，两腿叉开站立不动，闭目待神附体，嘴里不停地念“一、二、三，请附体”（就是请神附到自己的身体上）。这样约两小时左右，有的道徒就乱讲一通，手舞足蹈，又跳又唱，说自己是某某神，不怕枪炮子弹，刀枪不入，云云。

练武功所用的武器就是大刀，大刀是道徒自备的，长约二市尺，宽约六寸，重约四市斤，平时放在香坛内。另外，还有匕首、花枪（就是约六尺长的矛）。有一种武功叫“走刀”。所谓“走刀”，就是用刀架子一个，把十把刀安在刀架上，先是开道师在刀口上走，然后道徒轮流在上面走过。还有一种武功叫“砍刀”。“砍刀”就是道徒脱掉上身衣服，用刀口对着手膀和胸部，右手拿着木槌使劲地在刀背上打几下，一般是在软组织肌肉上练砍刀，一面砍一面念咒语：“一、二、三，请附身。”另一种练武功的方法是碰尖子刀。碰尖子刀要用四方桌一张，尖子刀一把，把尖刀放在四方桌上，刀尖对外，刀柄用二三十斤的石头压在桌子上，道徒赤膊，双手叉腰，鼓足气，挺起肚皮小跑步地对准刀尖一掀，把刀子推下桌子就算完成任务。据说刀尖并不锋利，不用猛力，是不会刺破肚皮的。但也有道徒的肚皮被戳通，人被戳死。这些事他们都保密，并讲这戳死的道徒“心不诚，三心二意，受神佛的惩罚”。如有人泄密，就是违犯道规，给以惩罚。这就是当时大刀会号称“刀枪不入”的真相。如果有道徒不去练功，坛长就发令将其捉来，放在佛堂前用刀砍；轻微也要罚站，或罚香油数斤、黄表纸若干刀。

打仗时，坛长拿着扇子，谐音“散子”，意思就是把打来的子弹扇开，避免枪炮子弹打上身。坛主打伞，意思是佛光普照众道徒，能“逢凶化吉”。由于坛子里花费大，坛长、坛主生活都由道徒供应，老百姓的生活负担就更重了，因而怨声载道。

道徒参加大刀会，一般都是集体加入，先向开道师交银元一块或稻谷若干，后集体跪拜天地，在表格上填写姓名，集体宣誓。大刀会成为反革命的帮凶

大刀会为国民党反动势力操纵后，很快即由迷信组织变为破坏性很大的反动组织。他们袭击、杀害革命战士，手段极其残忍。比如，1944年3月23日，大刀会在长沟子突然袭击正在渡河的我游击队，使我遭受了重大伤亡。还有老鹳嘴战斗，情形也是同样。当时，张道政知道我游击队要进攻日伪据点，立即率领千余道徒向游击队发起猛攻。在老鹳嘴的一个祠堂前，新四军被砍死或被花枪刺死的就有三十多人。仅这次就使我游击队伤亡一百多人。更骇人听闻的是他们还一手制造了血染万荷塘的惨案。马至贵联络六乡中队长张学忠，率领会众几千人包围南芜游击队，许多战士躲人荷塘，他们便指挥道徒把战士都刺死于水中，荷塘里的碧水顿时被鲜血染红。他们还将游击队洪队长砍死，肢解四块，许多被俘人员也被砍头祭坟。

我南芜地区地方党组织为了解救道徒们（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于大刀会的水深火热之中，决定强行解散大刀会，拆除大刀会的坛子。1945年6月，调集游击队大部分兵力，再次前往董万、马园等地，解散大刀会。然而马至贵、董发义等首恶分子不听劝说，顽抗到底，召集各地大刀会徒数千人（亦说上万人），并勾结伪军团长谢循英率领一团人，包围我游击队。战斗打响后，大刀会徒手持大刀、花枪，身着黑衣，口念咒语，成群结队地向我阵地扑来，机枪、步枪扫去，道徒们纷纷倒地，我军首长见此情景，不忍心让众多上当的贫苦农民丧命，于是又主动撤退。这次战斗的时间很短，我军伤亡不大，可以说是一次“解救”未成功的战斗。

在这次战斗后，大刀会的首恶分子为了巩固他们的地盘，从各香坛抽人分班轮流到马园驻守，以防我游击队的进攻。大刀会徒每天有30多人在马园站岗放哨，遇有情况，以鸣锣为号，附近各坛听见锣声后再鸣锣传递信号，道徒们立即携带武器到马园集合。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这些驻守在马园的道徒对来往客商收税查夜，到处要米、要菜、要酒，闹得马园一带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大刀会的种种劣迹已为广大农民所唾弃。

马至贵、董发义其人

长时期内，南陵大刀会活动地区流传着一句话：没有马至贵、董发义，就没有南陵大刀会。所以有必要简介马至贵、董发义其人。

南陵大刀会活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为害最深的是圩区太丰乡的大刀会，其首领就是马至贵，其次则是董发义。马至贵更是同善社和大刀会文武两坛的唯一道首，显赫一时。马至贵是南陵马园镇人，生于清末光绪年间，读私塾六七年，记忆力强，喜作诗，能为文，善于言谈，说话粗门大嗓，有鼓动性，喜欢吹牛讲故事。他终年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一餐能喝一斤四五两白酒，是农村典型的“痞子”。他到处游荡，常去泾县、旌德、芜湖、安庆等地闲游传道。

1925年10月，经其友人陶运龄介绍参加同善社，从此死心塌地为反动道会效忠。1928年，他充任同善社的教授。同年到旌德县发展同善社组织，两年后返回马园，继续在太丰、马园发展同善社组织。陶在1932年死了，以后马园同善社就由马至贵接管，他又发展了七个香灯处，领受同善社四层道的恩职（同善社分十六层道，一、二、三层道为众生，四、五、六层道为恩职），当教授，负责开道。一年后，因开道有功，升为五层道，1947年又加为六层道。

1942年马至贵与何美卿、郭小谱、郭正谱组织大刀会，人们称他们为“地王”。他纠合地痞、流氓，勾结顽军张道政，鱼肉人民，专门与我新四军为敌，多次杀害我游击队战士，两手沾满我革命烈士的鲜血。

1945年下半年，通过倪干卿（原国民党团长，后加人大刀会）与国民党长江中下游挺进军师长姚英武接洽，马至贵、倪干卿率领大刀会徒收编为第二支队，马至贵任军需。后因军费无着，又由倪去南京与七十四军军长施中诚接头，马又率大刀会徒三百余人参加七十四军，马任上尉附员，同年12月被解职回安徽原籍。1946年1月与大刀会徒邓耻躬等十多人去江西浮梁开荒，1947年返回安徽。同年去弋江、皖北阜阳、安庆等地策划组织同善社，并开展活动。同年12月抵芜湖，同倪干卿及国民党国防部暂编某军军长勾结，倪为司令，在安庆一带活动。3月，我军解放安庆，倪部被我军击溃。马至贵化名李达志，潜逃皖北九姑岭，后又在安庆、桐城等地流窜。1951年土改开始后，企图逃往怀宁龙王庙做斋公，以便长期埋伏，逃脱法网。途中被我皖北地方武装捕获，后病死于南陵县监狱。

董发义是南陵大刀会第二号罪魁祸首，他是太丰乡董万村人，地痞出身。1944年4月由马至贵、董慧德两人介绍加入大刀会，并立即在董万村开设大刀会坛子．担任副坛长。

董发义由于流氓、赌博成性，虽然加入了大刀会，向佛爷叩头宣誓，但他在大刀会里暂时捞不到大油水。又因他赌博常输，于是在1944年5月初某夜偷跑了。董万村大刀会四处寻找，才打听到他跑到芜湖县沈公圩万寿村鬼混。几天后董万村大刀会副会长董忠模在马至贵的指使下，率领道徒20人去逮他，董发义急迫之下，跑到一口小塘里躲起来。道徒们各处搜查，他怕被道徒发觉杀死他，只好上岸，向坛长赔礼道歉，承认错误，赌咒发誓，并保证决不再犯，重新修道，永为大刀会效忠。马至贵念及董在老鹳嘴战斗中疯狂舍命地进攻新四军，不仅没有处罚他，还提升他为“开道师”。从此，董发义死心塌地为大刀会奔走，到处开设大刀会坛子。

1945年5月23日，我新四军去解散董万村大刀会坛子，董发义是该香坛的反动骨干，与叶海桥等对抗我新四军。战斗中又杀死我军多人，缴我步枪七支。战斗结束的当天晚上，他在董万村后面的大埂上又亲手杀死我新四军二人。由于董发义残害革命有“功”，马至贵又提升他为总大队长，管辖董万、元渡、十甲、任村等大刀会，并兼太丰乡、殷家潭村、六甲何村、王子坦村、方坦施村等大刀会的大队长。这时董发义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新中国成立后，董发义仍不改过自新，竟以做生意为名，经常往返于宣城、泾县等地，密谋进行反革命活动，1950年12月被我人民政府镇压。